厚积薄发 有志者事竟成
——记政治系82届校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 刘维林
刘维林，男，1956年生，山东临沂市人，1982年7月毕业于山东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市委党校《新视野》杂志主编、政治学副教授；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名誉所长，北京当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现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对哲学、逻辑学、领导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主编出版了《形式逻辑干部教程》《现代领导决策的体制、程序和方法》《现代领导科学全书》《新领导力全书》《现代领导方法与艺术》《领导新方略》《人大代表谈系列丛书》等著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前线》杂志、《理论探讨》杂志等发表论文多篇。
感恩改革开放
我始终信奉“有志者事竟成”的箴言，做人做事应该讲求实在，深信不懈努力，就会不断接近目标。
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新生是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我也是那一年上的大学。读大学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不读大学，决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所以，我为自己能考上大学感到庆幸，对提供给我大学机会的改革开放更充满深深地感激之情。
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去考大学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力。这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十分普通的事情，但在“文革”中，许多人就曾因家庭出身等一些不可理喻的理由被剥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失去或推迟获得考大学的机会。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
我1975年高中毕业，属于没有资格报考大学的一类。因为当时施行推荐上大学，被荐者必须跟正苗红，血统上要么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要么出身于贫下中农，其子女不要说考大学，就是上高中，也没门儿！我家当时的成分是中农，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是旧社会那种有土地、有房屋，基本上自给自足，既不剥削压迫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压迫的一类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农还是被团结的对象，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农就有“右”的嫌疑了，与革命紧密联在一起的事，基本上没有他们的份儿。推荐上大学
这等好事，他们自然要靠边站。
记得，我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上了12年的学，当了12年学习委员。但自己明白，学习再好，上大学也是没戏的。当时勤奋刻苦学习不是冲着上大学来的，动力主要来自父母的教诲和自己对于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的体认。父母都是庄稼人，他们尝够了没文化的苦头，所以总是教导、督促我们弟兄几个要好好读书，将来做知书达理有出息的人。而对我来说，从小就懂得，父母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在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要供我们吃穿，还供我们上学，如果我们不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我们不就愧对自己的父母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每天早上起床，帮家里干一些家务以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再帮家里割草、拾柴，或干些别的农活，边干农活边回忆、复习课堂上学习的内容。集中学习的时间虽然有限，但学习的效率却是很高的，效果是很好的。记得每当老师或同学把握的学习成绩告诉我父母，我父母听了高兴的合不上嘴时，我就从心里暗暗、使劲，一定要努力再努力，更上一层楼。
我学习成绩好却没有考大学的份儿，比我学习差一大截的同学，却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我的心情自然是既羡慕，又不平。上大学，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就因为家庭出身中农，我考大学的机会就被剥夺了，这合理吗？我想不通！
尽管心里很不平衡，但自己也明白，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在一种既成的社会环境里，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除了无奈和服从，好像没有第二种选择。上大学，做做梦而已。梦想，毕竟不是现实。现实，使我不平的心慢慢麻木，沉寂下来，好像上大学与我根本无缘、无干一样，离我越来越远。
改革开放开启新的人生路
时空进入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又唤起了我的大学梦。老师、同学都怂恿我报名应考，我的班主任还亲自给我送来了一大摞复习资料，促使我下定了决心。在半信半疑、恍恍惚惚中，我仓促上阵，复习了20多天便进了考场。荒废了好几年，本以为没有希望考上，但在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城里张贴的录取名单榜上有我的名字，还是本科院校！我当时不敢相信，直到亲眼见了，心才落下来。那天，我激动异常，晚上彻夜难眠。想不到，一个曾被剥夺了考大学机会的人，今天又有了机会，并把这种机遇变成了现实。这就是命运，命运对我还是公平的！
改革开放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鼓励人们把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这是改革开放的真谛所在，伟大所在。从考上大学那一天起，我就开始结合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不断感受我们国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极其伟大意义，从心里边感激改革开放对我们的恩赐，并以实际行动做出回应，以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厚望和期待。大学四年，我更加勤奋努力，终于在毕业时，接着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我常想，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正确，我们确实需要从理性的高度去认识和升华，但只有经过亲身的感性体验，这种认识才是最真切、最深刻、最牢靠的。对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我是永远不会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