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虽为初创立，讲学常有名师至。兰大率真俪生师，直批鼎堂①皆诧异。
———聊城大学若追溯其历史渊源，自然少不了山东师范学院。文革期间实行开门办学，提倡把大学办到基层农村，这样就有了山师部分科系及人员从省会济南搬迁至聊城，成立山师分院的事。当时从山师迁聊共有六个系，为中文、外语、政治、物理、化学、数学。六个系中，中文系整体师资力量应该算得上是最强。薛绥之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领跑全国，海内外知名，他主持整理的《鲁迅生平资料汇编》等，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成为鲁迅研究之翘楚。薛先生家在济南，孑然一身在聊城工作，不仅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其生活起居也需自己打理，这也难为了这位耄耋老人，教学科研是专家，生活起居属外行，故一日三餐，除去在学校食堂经常见到薛先生外，有时在街头路边的豆浆油条铺前，也常常看到他的身影。此前与同学聊，谈到三十五年前薛先生静静站在同学们身后排队买油条，自己竟然忘记礼让先生一事，虽时过景迁，但回想起来仍唏嘘不已，犹感愧疚。1981年聊城师院建立，薛先生曾担任学院副院长一职，不久即调回山大工作。据说他还是那样本色质朴，从不给学校提什么要求，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日复一日。遗憾的是先生回济南不久，即因工作繁忙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先生弥留之际，他仍然没有忘记给其聊师所带的研究生布置课业，其敬业如此，令人敬佩。转眼先生已仙逝二十余年，故对老师的愧疚也好，敬仰也罢，只能留存于学生的记忆之中。由于学校是山师的班底，学术上又有不少知名的学者，故应邀前来讲学的教授名师也不曾间断，记忆中有著名苏俄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戈宝权先生，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其中印象最深者，当属兰州大学中文系赵俪生教授。赵先生家学深厚，其祖父、父亲皆为清朝举人，据说祖父还曾在清光绪年间做过内阁中书一职。赵先生学养颇深，且率真直言，颇具山东人耿直之个性。其讲学诙谐风趣，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最受学生喜爱。他曾受聘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中国古代历史，在史与论方面颇多建树。赵先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与郭沫若共事，其对郭沫若之学术观点与行事做派颇多微词，故学术会上，先生直言不讳的批评，常常引来同学们好奇诧异的目光，要知道，像郭沫若先生这样官位高且有影响的 “大人物”，在当时年代与学术背景下，是不可以随便对其说三道四的。前段因校庆四十周年走访从聊城师范学院调回济南工作的老师，见到薛绥之教授之长子薛南青先生，在其提供的薛先生的旧时影集中，我见到了先生与赵俪生先生的一张合照，或许这张照片即是拍摄于赵先生来聊城讲学之时。1979年10月30日，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文革后文艺界的正式解冻，也算得上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文艺界的“春天”了。记忆中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朱德发先生曾作为代表参会，文代会闭幕后，朱先生应邀来分院讲学，由于当时传媒单一、信息滞后，渴望了解会议情况的学生，对朱先生透露出的每一点信息都不肯放过，内心充满着新鲜与好奇。77、78、79三届学生，年龄悬殊较大，大者成家立业、携妻带子，从社会进入高校，有着较深的生活阅历和价值判断，对“四人帮”垮台后社会变革以及文学艺术界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着期待，故听朱先生报告，激动、激辩、激烈的氛围与情绪很快在同学们中蔓延开来，渴求表达的愿望是如此之强烈，真的像解冻后河流的奔腾汹涌。像这样一种有忧无虑的情绪，自然不可喻之为杞人忧天，而实际上，这恰恰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青年学子的一种社会承担与道德责任，在当时，此种意识应该说既带有普遍性，同时又比较强烈。
注：①鼎堂：郭沫若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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